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精髓所在，并被中國經濟的改革發展實踐所驗證。筆者以為，其發展范式大致可概括為：以優化“政府-市場”關系為邏輯主線，持續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提升政府效能，增強市場活力。進入新時代尤其是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紀新冠疫情沖擊下的復雜形勢，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繼續堅守優化“政府-市場”關系這一邏輯主線，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抓手激發市場潛能與活力。政務服務“跨省通辦”作為推動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各地區各部門必須與時俱進把握其市場化改革發展的邏輯要義。

　　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要服務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超大規模市場是黨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場取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偉大成就，是推動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堅實基礎，也是復雜形勢下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合作的主要優勢。同時也應該看到，地方、部門長期以來形成的本位利益觀，人為地造成了市場分割。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暢通流動”。政務服務“跨省通辦”事項清單，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為統一大市場的制度建設清單。要通過持續推動“跨省通辦”，真正實現市場制度規則統一，從根本上破除囿于本位利益的地方和部門權力觀。

　　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要聚焦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新時代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不僅要致力于破除市場分割和統一市場制度規則，促進商品要素資源自由流動，更取決于微觀主體的市場參與性。民眾、企業等微觀主體的市場參與性越強，市場就越富活力，這樣的市場顯然更具有吸引力、創造力和競爭力。這就要求“跨省通辦”必須聚焦于市場微觀主體訴求，致力于提升政務服務行政效能，系統性地降低面向民眾和企業的政務服務成本，提升社會及市場運行效率。后疫情時代，這一點尤顯重要。

　　政務服務“跨省通辦”要致力于健全政府和部門協作體制機制。說到底，“跨省通辦”的政策和制度效應，最終還是取決于政府和部門間的協作。這就涉及到政府之間、部門之間行政權力以及行政職責的系統優化。政府和職能部門要跳出固有的本位利益思想，要立足新時代改革發展大局，以政務服務“跨省通辦”倒逼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健全政府和部門協作體制機制。努力讓“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統籌發力，持續激發市場活力、制度活力和社會創造力，為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注入源源不斷的制度紅利。（作者：王修志，中宏觀察員、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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