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北京一場雷雨后48小時內，多家醫院接診的呼吸道過敏患者激增30%以上，其中多數與花粉暴露相關。這一看似偶然的現象，揭示了一個常被忽視的現實：在城市生物多樣性提升與植被覆蓋率增加的背后，潛藏著公共健康的新挑戰。這正成為超大城市生態治理需要正視的“隱性代價”，呼喚治理策略的升級。

　　生態治理的顯著成效與新興挑戰

　　我國東部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以全國5.05%的國土面積承載了25.05%的人口，貢獻了近40%的生產總值。作為國家發展引擎，這些區域也是生態治理的前沿陣地。過去十年，中國超大城市群生態建設加速推進，成效斐然：北京的“一屏、三環、五河、九楔”生態空間規劃，上海的“城在園中、林廊環繞、藍綠交織”生態藍圖，深圳的“山海連城”計劃，都標志著生物多樣性恢復已成為核心目標。

　　具體來說，2012至2021年間，三大城市群PM2.5年均濃度累計降幅超47%；2021年粵港澳大灣區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高達91.40%；水環境方面，劣Ⅴ類水體基本消除，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達標率近100%。然而，伴隨“綠意”盎然而來的，是如花粉過敏等與城市植被密切相關的公共健康問題日益凸顯。這揭示了當前生態治理在協同提升生物多樣性與保障公眾健康福祉方面存在的短板，亟需尋求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連接生態修復與健康福祉的關鍵橋梁

　　面對提升生物多樣性與防控公共健康風險的雙重任務，“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因其系統性、協同性的特點，成為超大城市尋求精妙平衡的關鍵路徑。中國立足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國土空間治理哲學，形成了以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為核心的城市生態空間治理戰略，這本身就是NbS理念的深刻體現。上海被視為NbS應對大都市生態危機的典型范例，其經驗正從郊野公園向社區尺度延伸。然而，當前實踐主要聚焦于提升綠量和生物多樣性，對植被選擇、空間配置與公共健康風險的協同考量仍需加強。 這正是NbS理念深化的關鍵方向。

　　國際經驗表明，推廣NbS常面臨政策主流化困境、社會資本參與不足、社會認可度待提升等挑戰。在中國語境下，克服這些障礙、推動NbS向“生態-健康”協同方向深化的核心，在于緊密關注并回應居民對健康風險的切實關切以及對高品質生態空間的多元訴求。這直接關系到項目能否獲得廣泛社會支持并撬動更廣泛的資金參與，是將NbS真正鍛造成解決“平衡”難題利器的社會基礎。

　　尋求平衡：兼顧生物多樣性與公共健康的治理路徑

　　推動NbS的深化發展，要求我們將公共健康維度更系統、更精細地納入其規劃、設計與評估全過程。這需要構建多維度、協同化的治理體系。

　　科學植被選擇與配置，這是降低健康風險的關鍵基石。具體而言，在植物遴選層面： 城市綠化應優先選用低致敏性本土物種。本土物種不僅更適應城市極端氣候，生命力強，維護成本低，還能更好地支持本地生物多樣性。在樹種配置層面： 避免大面積單一化種植已知高致敏植物（如蒿屬、豚草屬等），提倡喬灌草復層混交模式，增加植被類型多樣性，同時降低局部區域致敏原濃度。在綠色空間優化層面： 合理規劃綠地布局，在城市高密度人口區域周邊謹慎配置可能產生高致敏物質的植被類型；加強城市通風廊道建設，促進花粉等顆粒物擴散。

　　完善花粉監測預警體系，構建精細化城市花粉監測網絡和預警發布平臺至關重要。政府與社會應該倡導建立“個人過敏日歷”，引導過敏人群在花粉高峰期前2-4周開始預防性用藥。同時，加強氣象聯動預警，在雷暴等特殊天氣（雷暴可將花粉顆粒破碎成更易進入呼吸道的微粒）期間，及時發布警示，提醒敏感人群減少外出、關閉門窗、使用空氣凈化設備。

　　應該將公共健康納入生態治理評估，生態治理的成效評估需超越傳統環境指標。例如，深圳將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納入生態文明考核體系的實踐值得推廣。未來可進一步探索將花粉致敏指數、呼吸道疾病發病率等健康相關指標納入評估框架。應該著手構建“過敏原地圖”與智能“花粉預警系統”，為精準治理和公眾防護提供數據支撐。將生物多樣性監測數據與公共健康大數據整合融入智慧城市管理平臺，實現風險早識別、早干預。最后，推動社區參與式生態設計，在規劃階段就充分考慮居民健康訴求，使生態空間真正惠及于民。這些舉措應成為新一代超大城市生態治理的“標準配置”。

　　未來的城市生態空間，應既是萬千生靈的庇護所，也是人類健康的守護者。當北京市民漫步于翠山環抱的生態廊道，當深圳居民穿行于“山海連城”的通廊，當上海家庭在郊野公園盡享自然之趣，這些動人的場景不應被過敏的陰霾所困擾。實現生物多樣性繁榮與公共健康安全的和諧統一，繪就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卷，這正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城市生態治理領域追求的重要目標。（作者余兆武，系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