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訊 7月27日，晉陽犧湯文化研討會在太原市晉源區稻田書院舉行，相關專家學者和領導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晉陽犧湯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創新發展。太原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部長、晉源區首任書記范世康，山西省農業農村廳正廳級巡視員董希德，山西省貿促會書記焦育鋒，山西省能源公司經理李素力，山西省商務廳正廳級巡視員趙貴全，山西省光伏協會會長吉平，山西財大文創院院長、教授張建忠，山西省烹飪餐飲飯店協會會長馮守瑞，晉源區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姜保牛，晉菜功勛大師李志文，晉菜傳承大師李先明，晉菜優秀傳播者李拉弟等出席。

　　研討會上，相關專家學者領導圍繞犧湯的歷史源流、演變脈絡、文化融合、當代傳承和文化IP打造等各抒己見、深入交流研討，明確了犧湯回歸本土、正本清源的方向，對其非遺申報的組織安排與原則事項提出系統要求。省餐飲協會會長圍繞犧湯的市場推廣和藥食同源技藝的活化利用提出真知灼見。

　　晉陽犧湯的歷史脈絡深深植根于中國古代祭祀文化與民族融合的進程中，其發展演變不僅是一部飲食文化史，更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游牧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活例證。周代起源：祭祀禮制的物化載體。犧湯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時期的宗廟祭祀。《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祭祀在當時是國家最為重要的活動之一。《說文解字》釋“犧”為“宗廟之牲”，西周貴族以全羊為祭品，祭祀后將熟肉連湯分賜族人，形成早期“分胙”傳統。”秦漢延續：從宮廷到民間的過渡。西漢初年，漢文帝劉恒以代王身份駐蹕晉陽（今太原），推行“禁宰耕牛”政策，促使羊肉成為主要肉食來源，犧湯也隨之普及。北朝融合：游牧文化的深度滲透。北齊時期，鮮卑、羯等游牧民族涌入晉陽，帶來大量羊群與游牧飲食技藝。犧湯的制作融入游牧民族的燉煮技法，形成“全羊入鍋、老湯慢熬”的獨特工藝。唐宋定型：禮制與民俗的交織。唐代《通典》記載晉陽地區“歲時祭祀，必用全羊”，宋代《東京夢華錄》亦提及太原“伏日薦新，以羊為牲”。北宋天圣年間，晉祠圣母殿重修后，祭祀規模擴大，犧湯成為廟會期間的標志性飲食。明清成熟：地方志中的民俗記錄。明嘉靖《太原縣志》載：“六月六日，各村祭社，煮全羊分食，名曰犧湯。”清道光《陽曲縣志》亦記：“伏日飲羊湯，謂之‘以熱攻熱’，可祛暑濕。”此時，犧湯不僅是祭祀食品，更成為夏季養生佳品，形成“六月犧湯賽人參”的民諺。

　　晉陽犧湯是“難老兒女慶河會”的標志性飲食載體，核心是圍繞晉祠“難老泉”展開的水神祭祀與民俗盛會，而犧湯則是這一活動中誕生、并成為其文化符號的飲食載體。最初是用祭祀后的犧牲（尤其是羊肉，因羊在北方祭祀中常見）熬制的湯品——將犧牲煮爛后分食，既符合“祭神后與神共享祭品”的古老傳統（“神饗其氣，人食其味”），也通過飲食完成“人神溝通”的儀式閉環。因此，犧湯從誕生之初就是“慶河會”祭祀儀式的延伸，是“犧牲”祭品的“食用化”形態。

　　犧湯文化融合方面，既包含技術融合，把游牧民族的“整羊燉煮”與中原的“五味調和”相結合，形成犧湯“湯色透亮、肉爛湯清”的特點。也包括符號融合，犧湯中的“羊”既承載農耕文化的“吉祥”寓意，又保留游牧民族的“財富”象征。晉源方言中“羊”與“祥”同音，犧湯成為“祈福納祥”的文化符號。

　　與會人員就犧湯文化的保護和傳承達成共識：從西周禮制中的“宗廟之牲”，到現代餐桌上的養生佳品，晉陽犧湯始終承載著祭祀文化、民族融合與地域智慧，是太原人的味覺記憶和連接歷史與現實的文化紐帶，承載著人們對祖先的敬仰感恩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唐風晉韻山水晉源一張獨特的文化名片。今后要加強對晉陽犧湯的非遺保護與產業化發展，推動“晉陽犧湯”將傳統工藝與現代食品技術結合，守正創新，活化傳承。同時加強品牌塑造，繼續辦好晉源“犧湯文化節”，通過“全羊宴展示”“熬湯技藝大賽”等活動，延續“犧牲祭祖”傳統的同時，拓展飲食多樣性，吸引游客體驗。

　　當天，與會人員還共同品嘗了由稻田食府現場制作的晉陽犧湯，原汁原味的做法讓大家贊不絕口，紛紛表示要發揮各自領域優勢大力宣傳推薦，共同助力晉陽犧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圖文 楊潤德 王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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