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實推進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
——《中國營商環境發展報告（2025）》專家解讀文章之一
（趙鵬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教授）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近年來，我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強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完善監管執法體制機制，提升糾紛解決的效率和公正性，有效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為營商環境的優化構筑堅實的法治基礎。對此，《中國營商環境發展報告（2025）》（以下簡稱《報告》）進行了全面、準確的報告，客觀反映了我國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顯著成績。
一、健全市場制度規則，夯實優化營商環境的法律基礎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優化營商環境，首先需要在企業制度、產權保障、交易規則、市場準入、政府權力規范等方面形成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安排。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與營商環境有關的立法工作，成功編纂民法典，為各類經營活動提供了基本遵循，形成了各種經營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法律框架；制定外商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對外商投資的準入、促進、保護、管理等作出與時俱進的規定，明確了我國對外開放、促進外商投資的基本國策和大政方針，構建了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制度，努力打造內外資公平競爭的制度框架；制定《優化營商環境條例》，通過政策指引、措施整合、監督控制等方法來推動與營商環境有關的規則優化，塑造重視營商環境建設的社會共識。2024年，在這些立法的基礎上，我國進一步健全市場制度規則，不斷夯實優化營商環境的法律基礎：
優化企業登記注冊、不動產登記等規則，不斷提升便利化程度。在實施公司法、不動產登記相關法律的過程中，有關部門不斷優化具體規則設計，推動并聯辦理企業登記注冊所需環節，加快推進不動產登記全業務類型的網上辦理。這些舉措，優化了經營主體登記制度、產權確認與保護制度，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積極探索數據流通利用等新興領域的規則。當下，數據已經成為經濟持續創新的核心驅動要素之一，對于提升經營活動的效率意義重大。但是，數據具有不同于傳統財產的非競爭與非排他性，為了釋放數據的價值，需要規則層面不斷探索調試。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加快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意見》，探索公共數據資源開發利用的規則，試驗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推動公共數據資源價值的釋放，增強經營主體對公共數據資源的可及性；實施《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完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統籌發展和安全，提升數據跨境流動的便利性，更好地支撐貿易的便利化，構建國際化營商環境。
制定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加強對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組織的政策措施的公平競爭審查，防止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相關規定更加深入地治理在市場準入、要素獲取、政府采購、招標投標、獎勵補貼等方面對經營者尤其是民營企業的歧視性對待以及地方保護、區域封鎖、行業壁壘等問題，優化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
二、改進監管執法體制機制，為企業營造明確、合理、穩定的預期
完善的監管執法體制機制，對于構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營商環境具有關鍵意義。一方面，只有有效遏制各種違法投機行為，強化經營主體的合規經營意識，才能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保護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增強消費者對產品、服務的信心，推動市場做大做強。另一方面，要實現上述目標，就必須優化監管執法理念，改變機械式執法、運動式執法等思維，提高監管精準化水平。為此，近年來，我國不斷改進監管執法體制：
規范行政罰款，提高相關立法和執法的質量，遏制以罰增收、以罰代管等行為。國務院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和監督罰款設定與實施的指導意見》，貫徹“過罰相當”原則，細化考量因素，推動立法統籌考慮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獲利情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行業特點、地方實際等因素而科學、合理地設定罰款；著力解決“小過重罰”等社會反映集中的問題；剝離執法中的利益因素，遏制逐利式執法的動機，強化對罰款收入異常變化的監督，防止罰款收入不合理增長；加強常態化監管，防止運動式執法。這些規定，有利于推動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提升企業的信心。
嚴格規范涉企行政檢查，減少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干擾。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嚴格規范涉企行政檢查的意見》，明確行政檢查主體，嚴禁不具備主體資格的組織實施行政檢查；清理行政檢查事項，從源頭上遏制亂檢查；規范行政檢查方式，減少入企檢查頻次；規范行政檢查標準、程序，杜絕隨意檢查，控制專項檢查，避免“走過場”、運動式檢查，等等。這些規定有助于確保行政檢查于法有據、嚴格規范、精準高效，從而減輕企業負擔。
制定市場監管領域執法行為規范，全面推行服務型執法。市場監管總局出臺了《關于牢固樹立監管為民理念推行服務型執法的指導意見》、《市場監管執法行為規范》，將服務型政府理念在行政執法領域予以創造性探索，推動構建“預防為主、輕微免罰、重違嚴懲、過罰相當、事后回訪”的執法模式。相關規定強調規范執法、過罰相當，確保執法既能有效威懾違法者，維護市場秩序，又避免不必要的傷害；通過執法撬動常態化、系統化治理，引導經營主體擯棄投機思維，形成合理、穩定的預期，進而調整自身不合法不合規的行為；通過引入預防機制、事后回訪等服務舉措，推動經營主體不斷提升合規經營的意識與能力。這些措施的貫徹落實，在從源頭上規范市場秩序的同時，也有利于引導經營主體形成明確、合理的預期，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營商環境。
創新涉企監管執法方式，構建智能高效的監管體系。科學的監管框架對于營商環境具有關鍵作用，契合不同行業領域特點并與風險程度相匹配的監管，既能有效控制風險，遏制各種違法投機行為，又能避免不必要的管制，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保障可持續的發展。近年來，伴隨信用風險分類結果在監管中常態化應用，市場監管系統的隨機抽查問題發現率不斷提升，監管更加精準有效。同時，各個部門不斷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技術，探索非現場監管，以科技賦能監管效能提升。實際上，這些探索除了在短期內壓縮監管和合規成本，更深遠的意義還在于，面對當下生態復雜多元、創新層出不窮的經濟活動，政府監管體系及時進行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開發系列數字基礎設施，并在此基礎上建構適合數字化特點的監管體系，提升監管和服務效能，可以更好地支撐數字化時代的營商環境建設。
三、提升糾紛解決的效率和公正性，保護合法權益，提升市場效率
公正高效的糾紛解決體系，能夠保障經營活動中出現的各種糾紛得到迅速、公平的解決，這既有利于在個案中維護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保護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強化相關法律規則的權威性，引導企業形成明確、穩定的預期，提升整個市場機制的效率。為此，近年來，我國不斷提高司法審判和執行效率，充分發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優化公共服務，不斷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和公正性：
司法審判更加公正高效。裁判規則和尺度的統一性不斷提升，保障了法律正確、統一的適用，穩定了企業的預期；數字法院建設持續推進，提升了訴訟的效率和司法資源的可及性；執行難的問題逐步破解，強化了司法的權威性，有效遏制了各種投機行為；破產辦理的效率不斷提升，企業退出更加便捷，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不斷健全。商事調解的組織加快建設、法規不斷完善，提供了更加便捷、靈活的糾紛解決渠道；仲裁機構受案數、標的總額以及涉外仲裁量和標的額均不斷增長，表明了仲裁解決糾紛的規模和質量提升；新修訂的行政復議法將行政協議、限制競爭等涉企行政爭議納入受案范圍，各級行政復議機構加大對重點領域行政執法的監督力度，推動涉企行政行為的規范化。
公共法律服務得到優化。律師行業的服務范圍不斷拓展，相關服務類型更加精細；公證服務事項不斷擴充，公證證明材料實行清單化管理，推動公證服務更加高效；普法宣傳也更加精準。這些措施既有利于保障高效完成交易、快速解決糾紛，也推動企業法治意識不斷增強。（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教授 趙鵬）
